法院外的寒风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刮在人脸上，是那种带着冰碴的、深入骨髓的疼。

王强攥着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执行通知书，薄薄一张纸，却重得像块墓碑。

他站在冰冷的台阶顶端，身后是十七个和他一样的人。

他们从城市的不同角落汇聚于此，唯一的共同点，是即将失去被称为“家”的那个水泥盒子。

有人抱着因寒冷而哭闹的孩子，有人虚弱地拄着拐杖，还有一个女人，穿着单薄的病号服，脸颊因为化疗而呈现出不正常的蜡黄。

她就是小薇妈妈，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砸在了每个人的心上：“王哥，要是房子没了，我们……是不是就真的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这三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劈开了陈景明黑暗的视野。

他看不见王强脸上绝望的纹路，也看不见小薇妈妈眼中的死寂，但他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妹妹陈景秀临终前最后的样子。

她抓着他的手，气若游丝地问：“哥，我走了以后，还能算咱家人吗？”

一个人的物理存在消失后，如何证明其社会存在？

一套房产被法拍后，一个家庭又该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一串被抹除的坏账代码？

陈景明猛地抓住了王强冰凉的手腕，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他几乎是贴着王强的耳朵，用一种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说：“强子，我们得让他们看见……看见我们还在。”

当晚，锅炉房里唯一的燃料是那根烧了一半的白蜡烛。

昏黄的光晕里，三张脸被映照得轮廓分明。

王强把那份执行通知书揉成一团，又缓缓展开，像是抚平自己皱成一团的人生。

李娟则默默地整理着一沓从全国各地寄来的“空白展”参与者名单，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是另一群在时代浪潮中失声的人。

“没用的，景明。”王强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拉横幅？堵门？人家有的是办法对付。我们这点人，不够看的。”

“所以我们不拉横fu，不喊口号。”陈景明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异常清晰，“我们什么都不做。”

他顿了顿，仿佛在黑暗中仔细构筑着一个精密的模型：“我们只做一件事——证明我们存在。”

他转向李娟：“娟儿，还记得村小升旗吗？每天早上，不管刮风下雨，旗杆底下总要站满了人。”

李娟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眼中亮起一丝光。

“我们制定一个‘存在证明计划’。”陈景明继续说道，“从后天开始，每天上午九点十五分，所有愿意参加的人，在自己所在的小区、单位，或者任何一个有旗杆的地方，站立十分钟。不用聚集，不用说话，甚至不用看任何人。就只是抬头，看天。”

王强皱眉：“就这？站十分钟？有什么用？”

“有用。”陈景明回答得斩钉截铁，“一个人的绝望是悲剧，一群人的绝望如果被看见，那就是一股力量。我们不是去抗议，是去‘在场’。当他们的数据模型里，一群被标记为‘沉寂’的坏账，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集体做出一个‘无意义’的行为时，系统就会产生疑问。我们，就是那个让机器逻辑混乱的bug。”

李娟立刻拿出手机，开始翻阅那些联系人名单。

她知道，这件事只有她能做。

她要将这个看似荒诞的计划，传递给那些同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失落的名字”。

她没有群发冰冷的文字，而是连夜走进村里的老广播站，打开了那台布满灰尘的录音设备。

电流的嘶嘶声后，她温和而疲惫的声音，通过加密的音频链接、老旧的微信群、甚至手写打印的传单，层层传递出去。

“大家好，我是李娟。我不知道正在听的你，此刻身在何方，又在经历着什么。我们不是要发起一场抗议，也不是要表达什么愤怒。这更像是一次集体的深呼吸。如果你觉得累了，觉得快要被忘记了，那么，请在后天上午九点十五分，走到户外的天空下，站十分钟。你不需要做任何事，你只要站在那里，就足够了。你站出来，就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还活着。”

次日清晨，九点十四分。

上海陆家嘴，某栋写字楼下，一个穿着精致套裙的女人停下匆忙的脚步，抬头看了看楼顶巨大的电子钟。

深圳的城中村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蹒跚地走上天台。

北方某三线城市的医院阳台上，一个病人拔掉了手上的输液管，披着外套走了出来。

九点十五分，全国三十六座城市，数百个不同的地点，一个个身影在同一时间静静伫立。

他们像一根根倔强生长的植物，从水泥森林的缝隙中钻出，沉默地仰望天空。

他们彼此看不见，却能感受到某种无形的连接。

锅炉房里，陈景明静静地坐着。

他看不见这遍布全国的奇景，但他手中的旧手机在持续不断地轻微震动。

那是他委托助理小林设置的特殊提醒，每当有留言提到“站”或“天空”等关键词，手机就会震动一下。

“景明哥，又一条。”小林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他读着屏幕上的留言：“‘坐标杭州，我家楼下花园里，有个大哥站得笔直，物业过去问他干嘛，他说，没事，就是喘口气。’”

“又一条：‘我在深圳上班，刚刚下楼抽烟，看见我们公司那个平时最没存在感的程序员，正站在公司旗杆下面看天。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想哭。’”

“还有人说：‘这不是搞什么邪教吧？’下面有人回他：‘不是，是人在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