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麦田还裹着一层薄雾，露水沉甸甸地压弯了穗尖。

守灯亭顶上的太阳能灯刚刚熄灭，余晖般的光晕还在碑文上缓缓退去。

第三天，风比前两日更冷了些。

村口那辆黑色警车碾过碎石路的声音格外刺耳，像一把钝刀刮过骨头。

它没有减速，径直冲进村心广场，刺耳的鸣笛撕开了晨间的宁静。

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跳下车，动作利落得近乎粗暴，从后排拖下一个瘦削的少年——周小海，双手被铐在背后，肩头淤青未散，却仍死死抱着一卷用油纸层层包裹的账本，仿佛那是他最后的骨血。

“抢政府东西！该判十年！”人群迅速围拢，有人唾骂，有人摇头，也有人悄悄后退，生怕沾上晦气。

陈景明拄着拐站在人群边缘，听见自己的心跳像锈齿轮在转动。

他本不该来，医生说他脑部震荡未愈，需静养。

可昨夜他梦见妹妹站在麦田深处喊他名字，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不是泪，是冷汗。

他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像1996年夏天雷雨前那种闷在胸口的压迫感。

他一步步走近警车，脚步缓慢而沉重，拐杖敲击地面的节奏与记忆碎片共振。

就在他抬眼望向少年那一瞬——

脑海深处，一道猩红的文字猛然炸开：

【怕儿子叫我爸时，我也变成畜生】

陈景明浑身剧震，拐杖几乎脱手。

那不是系统久违的启动，更像是灵魂被剖开的一道裂口。

他盯着周小海的脸，看见的却是二十年前那个蜷缩在出租屋卫生间里的自己：台灯昏黄，电脑屏幕蓝光映着伪造的银行流水单，指尖发抖，嘴里喃喃：“只要能买房落户，只要她能在上海生下来……”

那时他也怕。怕有一天孩子叫他“爸爸”的声音里，带着羞耻。

此刻，这少年眼中的倔强与恐惧，像一面镜子，照出他自己从未承认的罪。

李娟拨开人群走来，手里攥着一份刚打印的案情通报，纸张边缘已被汗水浸软。

她脸色苍白，声音压得很低：“周小海潜入镇档案室，只偷了一份账本。他说……要‘还清我爸欠全村的债’。”

她顿了顿，目光钉进陈景明眼里：“你还记得96年征兵顶替的事吗？”

他愣住，下意识伸手摸向胸前口袋——那里藏着烧焦的日记残页。

指尖触到粗糙的边缘，一行歪斜字迹浮现脑海：“爹说，我不去，全家都得饿死。”

他没答话。喉咙像是被麦秆堵住。

十五年前，周德海，这个沉默寡言的村会计，因一笔百万征地补偿款失踪案被判贪污罪，入狱五年，出狱后精神失常，三年后投井自尽。

而如今这本泛黄的账本，竟记录了款项流向：镇政府三任领导、城投公司、地产掮客……一条条签字，一笔笔截留，全是以“公共利益”之名。

他们让一个人背负全村的痛。

王强连夜召集村民大会。

祠堂里灯火通明，烟味混着汗臭弥漫。

他站在供桌前，拍着桌子吼：“不管什么理由，偷就是偷！必须重判！不然以后谁都能闯政府大门？”

话音未落，角落里传来一声颤巍巍的打断。

拾荒老人老刘拄着竹竿站起来，牙齿几乎掉光：“我……我也签过‘自愿放弃’协议。他们拿粮本威胁，说不签字，明年就没米领。”他浑浊的眼中突然迸出火光，“我们不是不想告，是我们不敢活！”

全场骤然死寂。

小芳，那个总爱穿红裙子的女孩，怯生生举起手：“我爸要是活着……也会偷账本吧？他常说，这地是祖宗留下的命根子。”

王强怔住了。

他望着墙上新立的“寻亲墙”——上面贴满失踪孩童的照片、离乡打工者的旧信、还有当年被强拆房屋的门牌号。

其中一张，正是周德海家门口那块写着“德”字的木匾。

他忽然觉得嗓子发苦。

良久，他低头，嗓音沙哑：“这孩子……不是贼。”

他环视众人，一字一顿：“他是替我们所有人问一句——凭什么苦的总是穷人？”

没人回应。但有人默默掏出了笔。

第二天清晨，县法院外已聚集了不少人。

风从麦田吹来，带着泥土与将熟作物的气息。

阳光斜照在法院门口的国徽上，反射出冷硬的光泽。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视线。

车门打开，葛兰芝走出车外，一身剪裁锋利的黑西装，步履沉稳如丈量过每一步距离。

她目不斜视，径直走向法庭入口。

袖口微扬，露出内衬一角——四字刺绣清晰可见：程序正义。

她唇线紧抿，眼神如刀。

身后，记者小马架起摄像机，镜头对准那扇即将关闭的大门。

而在村口，守灯亭的感应灯忽明忽暗，仿佛在等待一场审判的回响。

无需修改

县法院的玻璃门在葛兰芝身后无声合拢，像一扇通往铁律世界的闸刀。

她步履未停，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精准得如同节拍器，每一步都像是对秩序的宣誓。

阳光斜切进走廊，在她袖口掠过一瞬，那四字刺绣——“程序正义”——如烙印般闪现。

旁听席早已坐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