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一页页读过去，心一点点沉下去。

一位父亲写道：“我身高一米五八，差两厘米，征兵刷下。家里没了壮劳力，三年饿死一头猪、两条狗，最后奶奶卖了嫁妆换粮。”

一位母亲写：“妹妹高考全县第一，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长儿子手里。她后来嫁了个聋人，再没碰过书。”

最后一份，是周小海写的。

纸很新，字很小，一笔一画像是刻进去的：

“我爸抢账本那天，我以为他终于能抬头做人了。他们在祠堂打他，打断一根扁担。我妈跪着求，没人扶她起来。第二天我就转学了，老师说‘这种家庭的孩子会影响班级稳定’。”

李娟的眼眶猛地发热。

这些不是数据，是血脉里的震荡。

它们无法被评分体系量化，却真实地决定了一个人能否相信世界还值得努力。

她合上本子，抬起头：“资助标准不能再看银行卡余额。我们要看的，是创伤有没有传给下一代。”

没有人反对。

当晚，记者小马接到电话通知，《审判日》获柏林电影节“人性之光”单元提名——国际认可的消息本该令人振奋，可紧接着的补充却像一盆冰水：“国内展映申请被驳回，理由是存在误导性叙事。”

“误导？”他在电话里冷笑，“我说的每一件事都有录像、证言、档案。”

对方语气冰冷：“你以为删掉冲突镜头就行？你以为换个角度就安全了？你们拍的是‘我们’的伤口，不是‘他们’的错误。”

电话挂断。

他坐在出租屋地板上，盯着剪辑完成的修改版：删去了村民围堵法庭的画面，保留了老杨婶交还检徽的全过程，连背景雨声都调低了三分贝。

可还是不行。

他点燃一支烟，目光落在桌上那叠村民合影上。忽然，手机震动。

一条匿名短信跳出：

“试试方言配音版。”

他盯着那句话，足足看了五分钟。

然后猛地站起身，翻出原始素材带，拨通了守灯亭村广播站的电话：“喂，是我，小马。帮我找十个人，会讲土话，敢说话的……对，就是你们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第249章风起于青萍之末

新版本上线第三天，点击量突破百万。

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蔓延的——像一场无声的野火，顺着城乡之间那些被遗忘的网线、老旧路由器和村民共用的智能手机，在凌晨三点的被窝里、在菜市场角落充电的二手平板上、在打工母亲寄回老家给孩子看的视频通话中悄然传播。

某地方文化馆官网首页突兀地挂着一段九分钟的方言配音纪录片剪辑，标题是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sp2023-0417-vol.3，分类误标为“乡土文化传承项目”。

起初没人注意。

直到县教育局的技术员在后台发现流量异常，追查ip来源时愣住了：

“十八个乡镇，三百六十七个独立终端，全是本地内网访问。”

他喃喃道，“这不是刷的……是人传人的。”

当天下午，文化馆馆长被叫去开会。

会议室里坐着三位穿深色夹克的男人，其中一人把平板推到桌前，画面正是小马那版《审判日》的开场镜头——老杨婶站在废墟般的村小学门口，手里攥着一枚生锈的检徽，雨水顺着她灰白的鬓角往下淌。

“谁批的？”那人问。

馆长低头搓着手，声音不大：“没人批。我们没发布权限……它自己‘挂’上去的。技术人员说可能是有人利用旧cms漏洞上传的，服务器日志显示操作ip分散在全县十八个乡镇，最远来自北岭沟，那里连4g都不稳定。”

“荒唐！”另一人猛地拍桌，“这种东西也能进政府网站？你们的文化建设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