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系统弹出的那行数字，在李娟眼中仿佛一道裂开的地缝——873,420.00元。

不多不少，像一场暴雨后积在洼地里的水，沉甸甸地压着人心。

她坐在守灯亭改造的临时会议室里，窗外是刚被涂鸦唤醒的围挡墙，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未干油漆的气息。

桌面上摊着三份手写提案：王强的修路预算、老杨婶的助学金方案、还有她自己连夜整理的资金使用框架。

手机不断震动，全国汇款提醒一条接一条跳出来，每一笔都附着陌生人的署名与留言：“愿孩子们不再踩泥上学”“替我圆个小学梦”“我爸死前说，教育不能断”。

“先修路！”王强一进门就拍了桌子，水泥灰从他袖口抖落，“你知道周小海怎么来上课的吗？五里土坡，下雨天摔了七次，书包泡烂了，人高烧到三十九度！我们建学校是为了念书，不是让娃拿命换！”

“可有些孩子连饭都吃不饱！”老杨婶声音不高，却字字钉进地面，“我昨天去看了三家，两个单亲，一个爸坐牢妈瘫床。你不给他们钱，等你把路修好了，他们人早辍学打工去了！”

争论迅速升温。

有人支持优先盖教室，有人主张先建食堂，甚至有村干部提出要留出一部分“公关经费”——“不然下次审批还得卡。”

李娟低头翻看账目，指尖划过那些精确到角的数字，心里却越来越空。

她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资金分配，而是一场关于“谁更值得被救”的审判。

他们正在成为新的裁判者，用表格、评分、贫困线，去切割苦难的深浅。

她抬头看向角落里的陈景明。

他一直没说话，蜷在轮椅中，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只有眼珠偶尔转动，映着墙上投影出的捐款名单。

自从那次高烧引发神经损伤后，他的身体日渐衰弱，但意识却像是被某种力量反向点燃，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锐利。

就在有人提议“按家庭人均收入、残疾比例、子女数量打分排序”时，他忽然动了。

“标签……又来了。”他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让整个屋子骤然安静。

众人转头看他。

他抬起颤抖的手，指向自己胸口，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你们知道我现在‘看’人是什么样吗？不是脸，不是名字……是浮在头顶的词——‘房奴’、‘985废物’、‘沪漂’、‘底层返贫户’……就像小时候课本上写的‘阶级成分’。当年他们用这个决定谁能进城，谁一辈子种地；现在我们……也要用这个决定哪个孩子配读书？”

没人回应。

炉火噼啪炸响，火星溅到地毯上，也没人去踩。

李娟怔住了。

她想起二十年前高考放榜那天，村支书拿着红榜念名字，念到她时特意停顿：“全村唯一考上重点的姑娘。”那一刻，她是“天之骄子”。

可当她在上海租屋的洗手间里为孩子奶粉钱算到凌晨三点时，她成了“精致穷”，成了“城市耗材”。

而现在，她差点亲手复制这套逻辑。

“不能这么评。”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如果我们开始打分，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忘了——所有孩子本该平等地站在起跑线上。”

可不评分，又该怎么选？

沉默再度降临。

直到葛兰芝轻轻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作业本。

“我没有答案。”她说，“但我让学生们做了一件事——回家问父母，这辈子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是什么，并写下来。”

有人皱眉：“这不合适吧？揭伤疤？”

“如果连痛都不敢说，”她平静地看着每一个人，“那我们建的就不是学校，是纪念碑。而且是空的。”

一周后，二十份手写记录交了上来。

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纸张各异：练习册撕下的页、烟盒背面、甚至一张农药说明书。